摘要：雖然，何紹基鑄造大錢的建議未能獲得朝廷的批準，但是，出于當時“軍餉增多，帑金不足，”的現實情況，在清朝政府的最高統治階層，已經拉開了鑄造大錢的論戰。

　　咸豐元寶鑄造的背景,咸豐二年(1852年)十月十九日，四川學政何紹基向清廷上摺，要求政府鑄造大錢，以應付日益困難的財政需要。他在奏摺中說：“……歷代大錢之制不一，大約由當五、當十至當千而止。擬請于常行通寶錢外，鑄為大錢三品：曰當一百，曰當五百，曰當一千;當千者重不過二兩，俾與制錢相劑而行。由部臣議定成式，務期精好，頒發中外，一體鼓鑄。凡支給俸、薪、養廉，及河工、兵餉，皆銀與大小錢兼放;賦稅所入當收銀者，皆準以銀與大小錢搭配交納。
　　應歸藩庫部庫者，酌為減節，以免先解后撥之煩。惟關稅仍照舊盡數收銀而特恩錫賚則給銀以示優異。俟大錢暢行之后，民輸官賦乃漸不必用銀。然非置銀于無用也，民間以銀易錢及用銀交易，聽其自如，無庸過問。……”咸豐皇帝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奏摺上親自朱筆批示：“所奏不為無見，然小錢大錢，制雖異，用實同，現鑄小錢，銅尚不足，何況大錢乎!汝知一未知二也。至器用多銅，原干例禁，本年曾經降旨。

　　況古制亦非盡善，舉一事必欲復古，試問井田，封建尚可復乎?此摺著戶部存記，若有可行時，不妨采擇入奏。欽此。”雖然，何紹基鑄造大錢的建議未能獲得朝廷的批準，但是，出于當時“軍餉增多，帑金不足，”的現實情況，在清朝政府的最高統治階層，已經拉開了鑄造大錢的論戰。此后，清朝政府中的有關部門主管，如御史蔡紹洛、刑部尚書周祖培、大理寺卿恒春、戶部尚書孫瑞珍、巡防大臣綿愉、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等，均先后向朝廷力陳鑄造大錢的利處。

　　然而，以戶部左侍郎王茂蔭為首的反對派，包括左庶子龐鐘璐、御史蔡征藩等一批官吏，竭力反對鑄造大錢。咸豐三年(1853年)二月，太平天國起義軍占領江寧(今南京)，并將南京改為天京，革命勢力遍及長江流域各省，戰局的急劇發展，使得當時市場銀貴錢賤，貨幣信用發生嚴重危機，國家財政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。據《光緒順天府志》記載：“咸豐三年，軍旅數起，餉需支絀，東南道路梗阻，滇銅不至，刑部尚書周祖培、大理寺卿恒春、御史蔡紹洛等先后條陳錢法，請改鑄大錢，以充度支。”在這種情況之下咸豐大錢終于應運而生。